疯狂的行程

先算一算我这次非洲之行的航线，以表达我对埃塞俄比亚这个国家的景仰，尤其敬佩这个世界最穷的国家能够有勇气轰炸另一个世界最穷国家的机场。

首先从深圳到香港，姑且忽略不记。

第一站：卢旺达，首都基加利。香港-泰国（班科克）-埃塞俄比亚（阿的斯亚贝巴）-肯尼亚（内罗毕）-卢旺达（基加利）

第二站：安哥拉，首都罗安达。卢旺达（基加利）-肯尼亚（内罗毕）-埃塞俄比亚（阿的斯亚贝巴），机场旅馆停留一夜-安哥拉（罗安达）

第三站：坦桑尼亚，首都德撒拉。安哥拉（罗安达）-埃塞俄比亚（阿的斯亚贝巴）），机场旅馆停留一夜-坦桑尼亚（德撒拉）

第四站：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坦桑尼亚（德撒拉）-肯尼亚（内罗毕），终于不用在埃塞机场过夜了！BRAVO！

第五站：中国，深圳。肯尼亚（内罗毕）-埃塞俄比亚（阿的斯亚贝巴）-泰国（班科克）-中国（香港）-中国（深圳）

这个跨越3个时区的行程除了第四站是肯尼亚航空，其余的全是埃航。所以我索性申请了埃航的旅程卡，或许能得到免费非洲机票一张给那位觊觎已久的女小超人呢：）感谢我们公司香港机票科的MM帮我定了这么好的票，她们的普通话比四个月之前进步了很多，至少跟她沟通顺畅了许多，让我有机会能在埃塞那个号称4星级的酒店住2个晚上，更加进一步的体会了如此艰辛的航程，并让我深刻理解非洲航线的繁琐和复杂。
看着被订在一起的十几张机票，就想起了挂在墙上的老式日历，人们总在撕日历的时候感慨时光流逝，我却巴不得手中这厚厚一沓机票能在一夜之间被撕光……

离开卢旺达的时候我还念念不忘我那丢失的600美金，和最后被我遗忘在房间里的一瓶沙宣洗发水。后来到了安哥拉证明，洗发水是比美金要重要的。我是带着一路的疑问飞向安哥拉的，途中可谓坎坷波折。首先是道听途说来的安哥拉的消费如何的贵，其中一个故事是卢旺达的司机PAUL讲给我们的：三个卢旺达球员在安哥拉餐厅吃饭，完后大方的拿出300美金放在桌上说不用找了，服务员微笑的看着他们说先生你们还少给一个0。其次是安哥拉的人均一颗地雷的说法。安哥拉人口不多，一千多万，直到2年前战争才大致结束，大片大片的地方被布雷机空投了无数的地雷，让这个国家满目创痍。后来飞机即将降落首都的时候，我的心都凉了：这样一个靠近大西洋的海边城市，这样一个国家的首都，整个城市看上去就象一个大型的未来得及处理的垃圾填埋场。和我所去的别的非洲首都国家不同，这个城市几乎没有绿色，几乎全是那种让你感到窒息的枯黄色……还有听来的就是那令人恐怖的由于疟疾安哥拉前段时间已经死了3万多人的新闻。

还是再讲一讲让我印象深刻的埃塞转机。
其实住在哪里并不是我担心的问题，我和同事几乎都作好了在机场轮流睡觉、轮流值班的准备。最主要还是怕行李丢掉，由于电脑是仅次于生命的重要物品，所以将所有的次于电脑重要的物品全部都托运了，后来一问知道有免费的协议酒店给我们住，于是在转机窗口办理入住手续。精彩的地方就在这里，他们是按目的地来安排酒店入住的。2个人或3个人一个房间。先把机票收集起来，然后登记住宿，发登机牌，这一切都是在埃塞机场办理。一大群黑人、白人、棕色人、黄种人围成了一圆圈等待一个办证人员叫名字。

搞笑的就在这里：有黑人和白人一个房间的，有男人和女人一个房间的，有穆斯林教徒和基督教徒一个房间的，就差和尚和尼姑没安排在一起了！……这种安排让我们这群人哭笑不得。大家闹烘烘的象赶集一样持续抗议了3个多小时，无果。时间已经是当地时间晚上12点了……幸运的是我和同事被安排到了一起。然后大家一起坐了一辆类似我们几年前的“北京面的”他们称之为“机场大巴”的车开往协议酒店。时间已经是12点半了。酒店门口保安拿着一把AK47看着我们一个个的拖着行李从拥挤的“大巴”中走下来，又象押送囚犯一样目送我们走进酒店，最后居然还向我们敬了一个礼，真是专业呀！走到房间一看，原来床铺还没有收拾，房间简陋的如同国内某个县城的旅馆一样。我对同事说这没办法睡了，我去叫服务员来换床单，你先去下面订餐。吃完晚餐已经一点半了（其中等晚餐等了一个小时，我还出去逛了一圈），回到房间一看，床铺已经非常整齐了。我对同事说我怎么感觉他们没有换床单，同事洋洋得意的说我有办法，他说：“出门之前我在我床单上踩过一脚，换没换看看就知道了”。掀开毯子一看，一个脚印赫然印入眼帘。“郁闷啊！”同事仰天长叹，说贺亮下次打死我也不来非洲这个鬼地方了！

我也不敢再脱外套睡觉了，而同事干脆气的连鞋也不脱了，睡前一看表，半夜两点了。我们只剩下不到4个小时的休息时间，半夜三点半还起床往国内打了个电话，五点的时候看错了表的我猛的从床上一跃而起大叫一声：完了！我们赶不上飞机了！用30秒的时间刷牙洗脸后才发现搞错了时间，也难怪，在卢旺达我都一直没搞对过时差，在埃塞时差又调过一次，我们有3部手机，2块手表，却一共有4个时间。不过好歹不会错过飞机，吃早餐的时候同事又吃了他以为是橘子的一种非洲水果，难过的他又发誓下次来埃塞转机的时候一定要自己掏钱住希尔顿酒店。

在机场转机的时候又碰到了很多从北京来非洲劳务输出的四川籍通信工人，他们是到安哥拉做工程建设的，不过那时候还没有发生尼日利亚中国工人被绑架的事件，看得出他们脸上还洋溢着第一次出国的那种兴奋之情。而我和同事的脸上，除了疲惫，还多了一些麻木。
埃塞，这个机场总是我离开非洲回国的最后一站，让我对它有种很复杂的感情。